在展馆中，有着展出的张九龄画像拓本，篆额“唐曲江张文献公”，线绘张九龄拱手而立，官服博带，须眉飘萧，神态端详。画像上端镌题识一段：“唐曲江公张氏九龄。鹿入深宫花解愁，牛登高鼎餗伤休。当时若听履霜语，岂到峨嵋山尽头。噫！虽尝因奏荐而问公风度，蒙大难而遣使祭馐，不识噬脐礼意，曲江何似荆州。淳熙十三年三月己酉朔。”画像右下端镌刻的题识因模糊无法识别。画像左下端镌刻“中书省印”钤印。画中还有张九龄之后裔张岳（字惟乔）的题识，称该画于嘉靖甲辰（1544）夏月购于江西吉水永丰某张姓人家以及赵宋朝廷如何优待唐朝名臣后裔云云。

广州博物馆工作人员指出：“清乾隆年间广东学正翁方纲撰《粤东金石略》，遍访粤中金石题刻，在韶州张文献祠见过该张氏绢本画像及石刻画像，谓是‘传为吴道子笔’。”翁氏所见者，正是这件张九龄石刻画像的蓝本。根据翁方纲的记载还可以知道，上端一段题识应该是宋孝宗赵昚所撰题。淳熙十三年是1186年。“履霜”指踏霜而知寒冬将至，用以比喻或昭示事态发展将有产生严重后果的可能。张九龄曾经提醒唐玄宗安禄山有谋反之心，但唐玄宗并未重视，终致酿成大祸。虽然唐玄宗确实不能凭张九龄的一句话就拿下安禄山，但此事的确可以看出他识人眼光的独到。这段题识将他的境遇与韩朝宗相比，暗指两人都是以忠直进言而遭遇了不公平待遇。此外如“鹿入深宫”“牛登高鼎”等，也都是指张九龄生平故事。

在画像拓本旁展出的张九龄告身帖，长33厘米，纵26厘米，黑石，石质坚致，石面平滑，楷书5行共46字，文曰：“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

那么究竟什么是“告身”呢？陈鸿钧指出，告身，即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后世的任命状，北周时已有此称。宋亦名“官告”。该张九龄告身文中，“银青光禄大夫”为散官高级衔称之一。“银青”指所授官印为银质青绶。“中书令”是执行政务的执事官，即为事实上的宰相。“集贤院”是文官机构，职司编修国史、掌印经籍。“上柱国”为二品最高勋位。“曲江县开国男”是食禄的爵位，规定开国男食邑为300户。其后张九龄还被晋封为开国子和开国伯。告身所叙禄位，是在他夺情起复拜相之后才加封，以“中书令”命相，表示朝廷对他才德高超的特别推崇。

广州博物馆工作人员称，据广州市文管会文物征集簿册记载，该石于1980年在广州市“西来初地”的一堆断砖残瓦中发现并征集置广州博物馆。石刻每行字面上均接连盖满了“尚书吏部之印”的篆钤，只有在表示御旨的“制书”二字上不盖印。传世所见颜真卿自书“告身”也是如此。此石旁镌刻有“淳三”两个蝇头小楷，推测应为道光至光绪年间广东盛行丛帖镌刻之时，据宋《淳熙秘阁续帖》翻刻而留存下来。

广州博物馆工作人员指出：“粤人刻帖，始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郑润芝之摹刻《吾心堂帖》，终于光绪八年（1882）丁日昌之摹刻《百兰山馆藏帖》，尤以道光十年（1830）至同治五年（1866）间为全盛时期，此36年间，潘、叶、伍、孔、吴氏等为中坚家族。当时豪富之家多好金石古董，收藏名人墨迹，纷纷刻书刻帖，竟成一时风尚”。这一时期的刻帖，或优或劣，但其数量之多，比京燕、中州等地区明显为多。

张九龄告身帖，载于宋《淳熙秘阁续帖》中。韦述《集贤注记》记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令宰相及朝臣工书者，就集贤院写告身呈进。张九龄与裴耀卿、李林甫等十三人各写一通，装裱好了呈进。唐玄宗非常高兴。陈鸿钧说，现在看到的这件告身帖残石疑为张九龄自书。在极为重视书法的唐代，张九龄的书法也是很有名的。但有记录的他所书的碑碣作品大多亡轶，非常可惜。虽然这件告身帖经过了不止一次的翻刻，但可能还是保留了张九龄书法的一些信息。

此外，张九龄墓志石在上世纪60年代出土，现藏广东省博物馆，上明确写道：“公之生岁六十有三，以开元二十八年薨。”可知这位名相，享寿六十三岁。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