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的真实关系，在当代国人的眼中也经历过“罗生门”。

历史课本上说，他们二人是君臣相知的千古典范，魏徵善于谏诤，太宗善于纳谏，是缔造“贞观之治”的最佳拍档。

后来，网络上多篇“爆文”说，唐太宗在魏徵死后，发现了魏徵的一些负面事迹，对其评价完全颠覆，还把他的墓碑给砸了。

在这些扑朔迷离的背后，深感有必要捋一捋脉络，特别是一些二手文章为了博取眼球，故意夸大或隐晦事实，扭曲了很多读者的认识。本文也尽量以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作为一手资料来还原历史的真实。

魏徵为什么到了李世民手里才大放异彩？

魏徵出身寒族，生于乱世，历仕李密、窦建德、李建成，到了李世民手里，已经是“四手货”了。

李密、窦建德、李建成，都是曾经很有可能成为天下之主的人，为何他们得到了魏徵却不能用？导致魏徵空有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

李密很早就发现了魏徵的才能，但他只是让魏徵“典书檄”，搞搞文书工作。

魏徵写了平天下《十策》进献，李密却没工夫看，似乎没把他放在眼里。

李密与王世充决战前夕，魏徵已经预感决战必败，他非常焦急，却没资格觐见李密，只好向上级长史郑颋反映说：“王世充已经没有粮食，还作困兽犹斗。如果我们避敌决战，有十二分的把握取胜，现在我们刚打完宇文化及，骁勇将士损失惨重，剩下的很多伤痕累累，又赏罚不明，这种情况下跟王世充决战，极不明智！”

长史郑颋是个没见识的，回了他一句：“你说的这些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已！”

从魏徵在李密那里的地位这么低，还让郑颋这样的人压着，可见魏徵在李密那里有多么的不得志。

所以魏徵在李密手里，虽然待遇比韩信在项羽那里稍好一些，但也没有得到重用。

李密战败后，魏徵跟着李密到关中投靠李渊，由于出身低微，加上其貌不扬，李渊父子没有注意到他，魏徵就主动请求去黎阳招降徐世绩，他写了篇雄文，为徐世绩分析天下大势，令其深受震动，成功招降了他。

不久，窦建德就攻陷黎阳，魏徵没来得及离开，被窦建德纳入了麾下。可能魏徵故意不展露才华，窦建德也没有发现他的非凡之处，故史书上一笔带过。

窦建德在虎牢关被彻底击溃后，魏徵回到长安。他的能力事迹已渐渐为人所知，太子李建成慧眼识珠，将其拜为“太子洗马”，也就是开始重用他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等李建成称帝，魏徵就会是宰相级人物。

魏徵为李建成竭诚尽力，出谋划策，把李世民的心腹一个个调离，剪除其羽翼，将其逼到了墙角。

从文章水平而言，秦王府的“十八学士”，加起来还不如一个魏徵；而魏徵的韬略谋划，也不在“房、杜”之下。

李建成性格宽厚仁慈，没有完全听从魏徵的建议，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顾念亲情、拖泥带水，以致酿成大祸。

不久发生玄武门政变，建成、元吉被杀，李世民登上皇位，准备找魏徵算老账。

李世民对魏徵责骂道：“你为何离间我们兄弟？”

魏徵面色丝毫不惧，从容答道：“太子如果听从我的建议，绝不会有今日之祸。”

李世民欣赏他的耿直，不仅没有杀他，还拜他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加了官还晋爵。

此后，唐太宗不断提拔重用魏徵，魏徵有经国之才，终于如鱼得水，他深感“喜逢知己之主”，于是尽忠谋国，“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前后上书二百多件事，都是切中时弊，尤其在正本清源、安危治乱、德礼诚信方面都有很深的见解和剖析，理顺了唐初的一系列政策大纲，对于唐朝的发展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孜孜求治，对于魏徵的上书建议，绝大部分“手诏嘉美，优纳之”，故而缔造了享誉千古的“贞观之治”，国家虽然刚经历过隋末的大乱，却能够做到社会风俗淳美，民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每年全国死刑犯只有寥寥几十人。

太宗曾对大臣们颇有感慨地说道：我刚做皇帝的时候，就有不少大臣拍马屁说：“做皇帝就要乾纲独断、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唯有魏徵跟我分析隋朝的兴衰成败，竭力劝导要“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我听了魏徵的话去做，没过几年天下大安，绝域君长也都前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这都是魏徵的功劳啊！

魏徵深以盈满为戒，多次推辞宰相的任命，但太宗对他更加器重，总是劝他多干几年，担任唐朝宰相中待遇最高的纳言一职。后来几个皇子争宠，太宗让德高望重的魏徵担任太子太师，以表示东宫地位不可动摇。

魏徵以64岁去世，太宗亲临魏府恸哭，废朝五日（超过重臣规格），亲自写了碑文，以一品的礼仪下葬。并赐实封九百户，荫蔽其子孙。

不过，魏徵死后，发生了几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对太宗打击很大。

尤其是太子李承乾勾结侯君集的谋反事件，而当初重用侯君集又是魏徵极力推荐的。

也就是说，魏徵作为太子的老师，不仅没有教导好太子，还推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侯君集，无形中在太宗身边埋了颗定时炸弹。所以，“太宗始疑（魏）徵阿党”，怀疑他结党谋私。

不久，太宗又听身边深受信任的史官褚遂良报告说，魏征曾经把自己对太宗的谏诤言辞都记录下来，给褚遂良看，意思是夸耀自己的功绩，纠正过太宗很多错误的决策。

这两件事情让太宗尤为恼火，“而仆所为碑”，即是把赐给魏徵的那块带有御制碑文的墓碑也推倒了，还停了原本公主要嫁给魏征之子魏叔玉的婚事。

这么一番操作，等于全盘否定了当初君臣之间的亲密无间关系，君臣友谊的小船，在魏徵去世后确实一度翻掉了。

《新唐书》认为主要是魏徵去世后，太宗亲近的人开始嫉妒他们的君臣关系，故意借机会丑化魏徵，“闻者媢之，毁短百为。”从史书背后的分析来看，褚遂良算一个，长孙无忌估计也有份。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毕竟唐太宗是一位真正的千古明君，他虽然一度被人蒙蔽，冲动下砸了魏徵碑，后来却慢慢回归理性，不断回忆起魏徵的正直和功绩。

太宗晚年不顾众臣劝阻，发动远征高句丽的战争，没有取得成功，回来的路上还生了病。此时，他深深地思念起了魏徵，想到他生前的种种规劝，想到他的忠诚无私，怅然说道：“魏徵如果还在，肯定会劝阻我这次的远征！”

回到长安，太宗就召来魏徵的妻子加以慰问，厚赐财物，并以少牢祭奠魏徵，把魏徵的墓碑也重新树立起来了。

可见，唐太宗在魏征死后的短暂不愉快，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对于魏徵最终的功过评价，显示了唐太宗作为千古明君的一种胸怀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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