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昌县新兴镇石硖村附近有海氏祖墓群。图为渡琼始祖海答儿之墓。 李幸璜 摄

《大明王朝1566》中海瑞与家人及李时珍的剧照。资料图

道光十四年举人李向桐所撰的《海氏族谱》谱序。 陈耿 摄

海瑞为官，清正廉洁，乡试中举，累官至右佥都御史，经历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四朝。他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致力兴修水利，冒死上《治安疏》，深得民心。

海瑞身后乏嗣，按照兴亡继绝的历史传统，后人从兄弟支选继子得继孙。子孙竟走出与海瑞截然不同的“海商”道路，且富甲全琼，这是“海青天”生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海瑞继子继孙经商致富

海瑞任上，清苦自厉，打击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矫枉过正。诸司为政，苟且怠慢，有的御史偶尔戏乐，海瑞按明太祖法规要予以杖刑，官员恐惧不安，生怕受苦。提学御史房寰怕被举报告发，一再上疏诽谤诬蔑，海瑞也上表请求退休，明神宗“诏留不许”。

万历十五年（1587年），海瑞病故于南京任上。佥都御史王用汲主持海瑞丧事，看到海瑞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慨叹一个二品官竟如此贫寒，禁不住为之悲泣，凑钱为海瑞办理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百姓因此罢市，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历史记载，海瑞并没有亲生儿子，海述祖以海瑞孙子的身份出现让很多人惊讶。据明代进士梁云龙《海忠介公行状》记载：海瑞有一个堂弟叫海珥，海珥的二儿子叫海中适，后来承祀海瑞当了继子。因为这个缘故，海中适的儿子海述祖自然而然成了海瑞的继孙。

一般说来，尽管海中适顶着“海青天”的清廉家声，可是，海氏家族这一支在科举仕途上并没有多大突出表现。相反，海中适的家族在广州市舶司海口总口却凭影响力左右逢源，做起了“海上贸易”。到了中适儿子述祖这一代，做海运，当海商，如鱼得水，家资已经相当雄厚。可以说，海述祖已“富甲一方”，在当时的琼州呼风唤雨，人难企及。

那么，海瑞继子海中适和孙子海述祖是怎样获取第一桶金的呢？按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当然是铤而走险，做“海上走私”的生意。可是，由于海瑞生前清苦廉洁，死后连买棺材的钱都是官员捐献的，连皇帝都怜悯他们一家，所以当时官员并没“为难”他们。

《海天行记》记载：“海忠介公之孙述祖，倜傥负奇气。适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举子业，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斤家产，治一大舶。”也就是说，海述祖不愿做官，不按家规和祖宗法则行事，搞海运做海商。他“斥家产治大舶”，正是这种做派赢得了利润。

怒海行船，不仅披星戴月，栉风沐雨，而且承担风险，说不定还会危及生命。《海天行记》盛赞海述祖其人胸怀开阔，气势不凡。不难想象，海述祖虽然家财万贯，但是有贵族之气，富贵之相。在动乱年代，他不再科举入仕，而是另辟蹊径，当海商致富。

海述祖造船闯海做贸易

唐宋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开辟，海运始兴，海商出现，“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附泊东西洋”的人日渐增多。但是，时至明代朝廷仍迟迟不愿开放海道，放松海禁。及至“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这是明人茅元仪就远航与倡导者永乐皇帝所做的对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影响的历史分析。

尽管海禁森严，禁止商人私下和外国人交易，但是海上贸易的暴利诱使一批又一批的海商崛起。这其间，比较突出的是海瑞继孙海述祖闯海贸易，干起时人所谓的“走私”。当代社会，选择职业是个人自由，只要遵纪守法不可非议，但在明代却要冒很大风险。

然而，海述祖客居广州，见多识广，衡量再三，不愿科举入仕，便来回琼州，返运海南特产槟榔、椰子到泉州一带出售，再将泉州生丝运到南洋。当年，生丝跟丝绸是朱明王朝严禁出海的紧俏货品，生丝利润100%，海述祖当然不会放弃高利润诱惑。诚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滨海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

海氏本来就是官宦世家，虽然明朝海禁近于严酷，但在琼州弹丸之地，有官府庇护可以肆无忌惮，避重就轻。所以，海中适和海述祖父子做“海上生意”，简直就是半官半商海上运输，可以灵活规避督查，因而做得风生水起。

然而，海瑞家教严厉，海中适和海述祖只能循规蹈矩，维护海氏声誉。所以，他们只做海运，当海商赚点利润，没有特别出格之事。更何况他们用赚来的钱资助琼州发展，对海南商贸经济也算是做点有益贡献。因为如此，他们得到当地官府“关照”不足为奇。

崇祯十五年（1642年），海述祖已经拥有首尾长28丈、桅高25丈的大船。当时有38名海商租赁他的船只，载货到海外贸易。海述祖与38个海商是一种租赁关系，他从中赚取一笔租金。

海述祖淋漓尽致做“海运”

那时候做生意，是通过“票引”来促进物资流通，获取利益的。

明洪武初年，日本人登陆骚扰，所以朱元璋采取严厉的海禁政策。后来，尽管朱棣开启海禁，但到了嘉靖年间又一次禁海，至隆庆年间才再度放开。进入明朝末年，崇祯王朝对对外贸易管制严格，只有领到政府“票引”才能贸易，当时全国“票引”仅110份。

所谓“票引”，实际上就是“贸易通行证”。崇祯皇帝时期农民起义，攻城略地，努尔哈赤也不断开疆拓土，国家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来筹集真金白银。所以，崇祯时代对外贸易的“票引”都在广州、泉州、厦门和福州等港口，而且颁发权掌握在市舶司手中。

但海述祖并没因此而受太多困扰。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商业奇才，在商海中纵横驰骋，通过“票引”放行海舶，销售琼州物产，将“海运”做得淋漓尽致。（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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