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天文课题中，一类是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另一类是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课题包括：“夏商周三代更迭与五星聚合研究”“夏商周三代大火（心宿二）星象和年代研究”“《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夏小正》星象和年代”“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附论东周年表问题”等。这些课题或是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对古文献中的天象记录进行推算以确定其观测年代，或是根据文献中的历日资料重建古代历法。这类课题前人对相关文献中记载的天象的含义及其可能的年代都进行过一些研究，在断代工程中，天文学家主要是根据各种解释进行新的计算，因此基本上是由天文学家独立完成。得出的绝对年代范围可大可小，如对于三代大火星象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火星在夏商周三代都可用来纪时；而对“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天象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日出时。以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课题包括：“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西周金文历谱的再研究”等几个课题，这类课题需要天文学家与甲骨学家、青铜器专家和古文献学家密切合作完成。我本人有幸参加了西周金文历谱和商末金甲文历谱（即商末周祭祀谱）的部分工作。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金文历谱是建立完整的西周王年的最终手段，商末周祭祀谱是确立商末两个王在位年的方法。这两个课题具有一些共同特点：西周金文历谱是将西周金文中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按照既符合青铜器分期又符合历法规则的原则排到具体历谱中，从而建立起西周王年表；商末周祭祀谱是将年、月、周祭、干支俱全的金文和甲骨文排入合理的历谱中，得到商末两个王的在位年代。西周金文历谱和商末周祭祀谱的建立都是由天文学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多学科合作完成的。由于西周金文历谱包含西周武王至宣王11个王的几十件铜器铭文和若干文献材料，而商末周祭祀谱只包含商末三王的材料，因此西周金文历谱工作远较商末周祭祀谱复杂。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前，金文历谱的工作基本上是由青铜器专家单独做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立项的过程中，1996年4月下旬天文学家和天文史家第一次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召开会议，讨论天文课题的立项和分配。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席泽宗院士、陈美东研究员、陈久金研究员、薄树人研究员，来自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瑜研究员、徐振韬研究员，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吴守贤研究员、刘次沅研究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江晓原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当时只有张培瑜先生对金文历谱比较熟悉，他介绍了金文历谱的基本情况，并说，上海博物馆新收藏了一套青铜器，铭文中有全部月相术语，如果铭文公布了，金文月相术语的含义就清楚了，金文历谱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与会者听了张培瑜先生的介绍，对依靠金文历谱建立西周王年的工作充满信心。

金文历谱课题由陈久金先生负责，张长寿先生、王世民先生为课题组成员，课题组成员还有陈久金先生的博士生景冰。这样，天文史家与青铜器专家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青铜器专家对青铜器进行分期，天文史家根据青铜器分期将四要素俱全的每件铜器排在合适的王年中。

断代工程正式开展之后，金文历谱的工作进行得远不像天文课题立项会上天文学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张培瑜先生提到的那套铜器就是晋侯苏钟。1996年底马承源先生公布了晋侯苏钟铭文，结果众所周知，晋侯苏钟铭文本身虽然包含6个月相术语，但因其历日本身存在矛盾，并没有解决月相术语含义的问题。金文历谱的工作在天文史家和青铜器专家、古文献学家的合作之下非常艰难又坚实地进行着。随着研究的进行及新材料的出现，金文历谱研究的论着不断发表，对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多学科结合最明显的体现是频繁召开的讨论会。在断代工程进行过程中，召开了多次专门的金文历谱讨论会，综合性的会议一般也都设立专门讨论金文历谱问题的时间单元。每次参加会议者除了课题组成员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先生，有时也邀请未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李学勤先生、罗琨先生、张培瑜先生几乎参加了所有金文历谱的会议，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席泽宗院士、陈美东先生、刘次沅先生、刘启益先生、刘雨先生、王占奎先生、彭林先生、吴振武先生等。会议讨论的问题都非常具体，如月相是定点的还是分段的，王国维提出四分月相的根据及他自己的理解，从训诂学上既生霸、既死霸如何解释，初吉是不是月相，某件铜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等等，与会者都会举出非常具体的证据论述自己的观点。陈久金先生排出的金文历谱随着大家的意见而不断修改。有时也会发生激烈争论。记得有一次因为一个具体问题，平时私人关系一向很好的陈久金先生和张培瑜先生在会场上争论起来，陈久金先生赌气离开会场，我追出去也未能拦住，后来是张长寿先生追出来才将陈久金先生劝回会场。

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组逐渐明确初吉应该在一个月的前十天或者略微向后延伸一二天，既生霸、既死霸不会是四分月相中的一部分，而是范围更宽，既望应该在望之后几日。陈久金先生指导的博士生景冰通过对几组铜器各历日的排比对金文月相词语的含义进行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发表了《西周金文中纪时术语——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对金文月相词语的含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经过各个学科专家的反复讨论，逐渐确立了排金文历谱的7个支点，如吴虎鼎确定了宣王十八年是公元前810年，“懿王元年天再旦”确定了懿王元年在公元前899年，这7个支点在《简本》和《繁本》（后改称总报告）中都有明确体现。金文历谱也在多学科的合作研究中不断走向完善。

有必要说一下与金文历谱关系密切的“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附论东周年表问题”这个课题对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要排金文历谱，必须对西周历法的基本面貌有所认识，包括历法的建正，月首是朔还是朏，大小月的安排，闰月如何设置，这决定了排金文历谱的基本原则。“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附论东周年表问题”课题旨在从春秋历法的研究上推西周历法的基本面貌，由陈美东先生承担。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时，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重点都是以历代天文志、律历志及其他专门的天文学着作为研究对象，解读天文历法问题。陈美东先生接受这个课题时就表示，他对自汉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历法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只是缺乏对春秋历法的研究，这个课题正好让他可以补上这一段。他通过对《春秋》《左传》中的交食、朔、历日等进行研究，得出了鲁国历法编排的基本规则，明确了19年7闰这一置闰规则的建立过程；对各国历法的建正也得出结论。这样，既为排定西周金文历谱确立了应该遵循的基本历法原则，也补充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我并不是金文历谱课题组的成员，我参加金文历谱的具体工作始于李学勤先生的一个托付。《简本》发表之后，李先生在做《繁本》的统稿工作，有一天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二十七年伊簋与二十八年寰盘不相容，之前所有人排的历谱都无法调和，希望我能想办法调和此二器。因为此二器都是高王年器，当时排的历谱中在位年超过二十七年的王只有穆王、厉王、宣王，所以高王年铜器成为排金文历谱的重要限制。接李先生电话之后，我仔细观察此二器历日，初步结果是我也无法找到合适的年代将二者调和起来。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如果此二器的历日真的无法调和，那么从理论上说应该能够找到证明它们不可调和的方法。沿着这个基本思路思考，伊簋是二十七年正月既望丁亥，寰盘是二十八年五月既望庚寅，二者的月相都是既望。只要某一年符合正月既望丁亥，那么其后一年一定不符合五月既望庚寅，因而它们必不属于同一王。如果分别属于厉王和宣王，看起来似乎应该能找到合适的结果，但是实际上厉王在位37年，这样无论是厉王二十七年到宣王二十八年还是厉王二十八年到宣王二十七年，两个年代之间相差的年数都是确定的，期间的历法可能容纳的闰月数有限。也就是说，尽管二者之间可能相距数十年，但其历日之间相距的日数是基本固定的，这决定了其中一件器的既望在望后几日，另一件的既望必定不在望后几日。实际上这就找到了证明此二器不可调和的思路。李先生十分赞同这一思路。过了一段时间，李先生又建议我按照这个思路对其他高王年的金文历日之间的相容关系进行更多的研究，后来我写成了《西周晚期四要素俱全的高王年金文历日的相容性研究》（《华学》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一文，论定了西周晚期12件高王年铜器历日之间的相容和限制关系。后来李先生又建议我对金文月相术语的含义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几组互相关联的重要铜器，我完成了文章《以相对历日关系探讨金文月相词语的范围》（《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1期）。这两篇文章都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总报告采用。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立项的时候，“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并不属于天文课题，因此在1996年4月下旬天文课题立项和分配会议上并没有讨论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由常玉芝先生独自承担的。1999年初，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会议上我第一次听常先生讲周祭祀谱问题，常先生展示了她排定的周祭祀谱表，但是这个表并没有放在具体年代中。后来我认识到常先生的表有违反历法基本原则之处，所以不可能放入具体年代中。在那次会后周祭祀谱如何与年代联系起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张培瑜先生随之建议我研究周祭祀谱与年代的关系，李学勤先生非常赞同，建议我从材料密集的帝辛元祀至十一祀这一段入手，并将他文章《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谱的补充与检验》（后收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0—239页）的手稿复印件提供给我。由此我正式开始做周祭祀谱研究，很快按照李先生文章中的材料确定了帝辛元至十一祀祀谱的历法特征，进一步确定其可能的年代。常玉芝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将她掌握的全部周祭材料都手抄下来交给我，并带领我读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我根据常玉芝先生的着作和她给我的材料对帝乙祀谱的可能年代和商末岁首移动的问题进行研究，得出了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张培瑜先生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因为涉及一些繁琐的计算，我担心会发生错误，在一次与张先生的通话中我知道，他对我的每个结果都进行了复算，这样我就对自己得出的结果完全放心了。我对帝辛和帝乙在位年代的研究结果都被断代工程所采用，并最终完成了《商末周祭祀谱合历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一书。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4期

来源：社科期刊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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